两位武汉艺术家，拍出了我看过的最深刻的“假新闻”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在保华街黄石路公交站侧后方，武汉美术馆的西墙上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热气球状符号。
它足有四米高，是尚未被风雨磨蚀过的鲜亮的红色。这样的搭配按理来说应该足够显眼，但我在它对面站了五分钟，期间好几个路人撑着伞匆匆而过，没有人抬头。
上上周，在武汉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系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，它的创作者之一刘波告诉我：那才不是“热气球”，而是谷歌地图上用来指示目的地的红色点状标志。
他和李郁从2018年开始陆陆续续制作了十几幅这样的作品，有的在闹市建筑的外立面，有的在远郊高架的桥墩上。最远的在成都某艺术馆的墙面上，那也是目前唯一一个武汉域外的。
他们计划将这组《地图》“先画遍全国，再画到全球”。
至于他们广为人知的“摆拍新闻“系列，早在四年前就已经终止。但直到今年夏天，仍有媒体找上门来问津，“别人一提起我们就说，‘哦，这俩傻X是拍新闻的‘”。
01
刘波刚结束川西之旅，从海拔300多米的重庆一路上到3000多米的亚丁，严重的高反让他一连歇了好多天才恢复过来。
“还是年纪大了”，他靠在转椅上，啧啧地摇了摇头——尽管几个月前《一条》的那篇采访里，还管他和李郁叫“两个武汉小伙”。
真在“小伙”年纪的时候，刘波是指哪走哪的性子，在地图上画一条线，然后开着车就走。那张被画过十来条黑线的地图现在还挂在工作室里，最远的一条行程45天，贯穿了西北和东南。
但这次出门，刘波是和学生一起去的。他把他们带到横断山区的植被与非植被交界地带，那里信号微弱，是藏民的生活区。他没指望学生突然获得启示，只是想让他们跟电子交织的虚拟生活拉开距离，和真实生活发生碰撞。
采访那天，一个已经毕业了的学生来办公室找他把关一份合作文件，他盯着改了十几版，打印机嗡嗡地响个不停。他说，做老师可比做艺术家难多了，“做老师要考虑一大帮人，但做艺术家就只管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就完事了。”
刘波在工作室整理采风时的底片
尽管已经成名很多年，但没有人能在任何一则公开发表的新闻里找到刘波和李郁的成长史。当刘波半靠在转椅上，按部就班地从大学刚接触摄影时开始讲起的时候，你只能从一些零散的迹象里窥到更早的故事。
他在荆州下面的一个小县城出生长大，九十年代的县城中学，打架斗狠是常事，刘波偶尔也干，但远没有电影里面演的那么夸张。更多的时候，他喜欢窝在家里看碟，现在工作室里保存的两千多张碟片，大多都是学生时代留下来的。
1997年考入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，刚好赶上艺术大师石冲在美院带的最后一届。老师擅长以装置为题材的绘画，作品大多采自自设场景的照片。
刘波跟着他学，第一幅作品名为《注入无名药水》，也是一个自设场景，他请模特赤裸上身，维持一个往体内注射药水的动作，然后再拍下这个场景进行绘画。
画到一半，他突然撂下笔：“这XX还有什么好画的，照片就已经是作品了”，从此拿上相机，一门心思走起了“歪门邪道”。
刘波工作室的书柜上按日期摆着几十盒整理出来的底片
毕业之后，刘波在体制内待了两年，经过一番那个年代的叙事里常见的“清茶报纸与理想”的挣扎，最终辞职开始游荡。
那会儿是纸媒的黄金时代，武汉几张地方报的发行量都超过了一百万份，走在路上、公交上、食堂里，人手一份报纸。刘波刚好有一个朋友在《楚天都市报》做记者，电话被印在线索征集牌上，没事干的刘波就跟着他跑，“什么人都能碰到，大到抢劫打架，小到丢猫丢狗，什么事情都要跟媒体讲一讲。”
但刘波始终对媒体这种巨大的影响力持怀疑态度，“媒体真实和现实真实真的一样吗？”
2005年，他从朋友那里看到一本记录了很多街头凶杀新闻现场的《黑色纽约：纽约每日新闻档案犯罪照片录》，他想把他翻拍出来，于是便抱着书去找了李郁。
02
那时刘波和李郁已经认识五年，关系从“朋友的朋友”再到“朋友”。
俩人商量了几回，最终决定干脆从武汉本地的报纸里选新闻来拍。一年之后，有了第一组作品《狗年十三个月》。
《狗年十三个月》以每个月两张为进度，拍了整整一年。选材标准来自李郁学生时代看过的一则新闻：
一个男孩骑自行车带着一个女孩上街，许多路人指责他们骑车带人，违反了交通规则，但他们不仅不听， 反而骑得更快。突然，后座上的女孩尖叫起来，原来她的裙子被车轮卷了进去，并且很快就完全扯破。男孩连人带车摔倒在地，剩下只穿着内裤的女孩满脸通红的站在路边。
“那位记者用他那如匕首如投枪的笔，谴责了某些社会不文明现象，也满足了广大读者和观众。”
他们把类似的新闻找出来，然后从里面挑选一句话，一个词，设计场景，再联系人过来摆拍。
那会儿俩人都没什么钱，身边能找到的朋友都被薅过来出境。
《武汉光谷科学家铜像左手被盗剧》里面的小偷之一是那时刚刚在鲁磨路拾掇下VOX的朱宁客串的。“后来我们蒙着面巾去拍的时候，保安一看见我们就喊：‘那几个人又来了！’”
楚天金报《武汉光谷科学家铜像左手被盗锯》
「昨日凌晨三点，屹立在光谷广场的数学家李国平铜像遭到三名蒙面人盗锯，其左手和手上拿的方程式被锯下。保安发现后上前制止，被其中一人用钢管击伤，直到其他几名保安闻讯赶来，三人才丢下铜手四散逃走。」
另外一张广为流传的《重庆僧人千里步行苦修 只为朝拜武汉归元寺》，“误入”高速的僧人也是一个搞乐队的朋友扮演的，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朋友还特意去寺庙里待了好几天。
“这个角色很特殊，他在后面那张照片里也出现了，左下角，一个很小的人影——他终于走到武汉了。再之后的二十几张照片，其实都可以理解成从他的视角看武汉。”
楚天金报《重庆僧人千里步行苦修 只为朝拜武汉归元寺》
「 昨日上午9时，民警驾车巡逻至汉宜高速160千米处时，发现一身着袈裟的和尚，正在车道右侧疾行。经询问，该和尚是重庆某寺庙僧人觉音，年初受方丈委托，由重庆徒步前往武汉归元寺朝拜。行至湖北境内时，误入汉宜高速公路。」
那会儿的表达也更直白，有些嬉皮、地下的味道。一则关于见义勇为的新闻，主角在照片里一边竖起唯一可以动弹的中指，一边如报纸上所说“脸上洋溢着笑容，丝毫没有悲观情绪。”
“不是说只有中指可以动弹了吗？那我们就让他动弹一下。”
楚天都市报《斗歹徒左手受伤，勇青年生活困顿》
「 今年6月，汉口仁寿路某手机店店主李某勇斗歹徒左手受伤，被授予"见义勇为先进分子"称号。昨日，记者看到，李某左手除了中指，另外四个手指都无法抬起。即便如此，他的脸上还是洋溢着笑容，丝毫没有悲观的情绪。」
《狗年十三个月》快收尾的时候，“受害者”这个词开始频繁出现在他们的视线里。于是第二组照片，他们把范围缩小，集中关注起受害者这个特定群体。
“这些受害者又不仅仅是受害者，当他们决定用激烈的手段反抗时，就从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。”比如年轻人拿着日光灯管抢劫——一个看起来很荒谬的故事，但刘波想，他们在做出这件事之前，一定是受过伤害的，“也许不是哪个特定的人，而是整个社会的压力或者压迫。”
楚天都市报《劫匪作案未遂 受害人劝其自首》
「 昨日凌晨1时40分，43岁的严师傅下夜班后步行回家，路过汉阳新五里一路时，走在前面的两名年轻男子突然转过头，将他围住，两人手上各拿一根日光灯管，恶狠狠地说："把身上的钱都拿出来！" 」
后来的三组作品（一组照片《戊子己丑霹雳火》、两组影像《暂未命名》和《慢门》）也大多与“受害者”和“施害者”这个母题有一定的关系，只是被赋予了不同的表达形式，艺术家的“重复”、摄影史、快门与“慢门”等议题被嵌入其中。
《犟母亲苦苦蹲守21天擒住疑凶》，视频里的擦鞋人是唯一的动景，借鉴了摄影史早期达盖尔照片里的元素
寓意变得更丰富，普通观众也更难看懂了。有一回他们的照片在武汉美术馆展出，一位自称粉丝的观众特意坐了两个小时的车过来看。看完之后义愤填膺地给他们写信：
“原来你们是在给《楚天都市报》打广告啊——我看到你们每张照片里面都有他们的报纸了！”
刘波很高兴：“这说明他看得还是挺认真的”，他不太在乎观众怎么理解这些作品，“我们知道观众看不懂，观众也知道自己看不懂，但看不懂也没关系。”
《受害者》系列里有一张照片，拍的是一个《飞车劫匪狗粪也抢》的故事。刘波和李郁俩人亲自上阵扮演了那两个飞车贼：刘波倚在车上，手里拿着测光表，远处有一盏灯；李郁半蹲在地上，手里是一张包裹着狗屎的报纸。
楚天都市报《飞车劫匪狗粪也抢》
「 11日上午11时许，陈女士抱着小狗，到老河口大桥路农行取钱。还没轮到她办理业务时，小狗竟要"出恭"，陈女士忙用报纸将狗粪包好，准备扔到门外的垃圾筒里。谁知刚出门，纸包就被两个骑摩托车的男子飞车抢走。」
这张照片还有一个名字，叫《工作照》，“我们的创作也是从报纸里找东西，这个新闻就像是说的我们俩。”
03
“摆拍”系列之后，刘波已经许久不曾做平面作品。最近他又决定将平面捡回来，拍一点和摄影史有关的东西。
“拍了也能给学生看看。”
刘波很少给学生看自己以前的作品，也几乎不跟他们解释里头的故事和表达。他的大多数学生，毕业之后转行的转行，去广告公司的去广告公司，“都挺好的”。
他偶尔会带学生去工作室玩，那里有一些书，一些照片，一些酒，几套射箭装备，几根鱼竿，一套父亲打的老式桌椅。
还有一个烧柴火的玻璃炉子，被设计成大头电视的模样。他说有一年在荷兰有一档很火的节目，全集就只有一团火在跳动。
偶尔到夜晚的时候，他会把所有的灯都熄掉，然后一个人坐在这团火面前。火光刚刚好能照到旁边那张放大的僧人朝圣图，因为疫情期间的封闭和后来几个月漫长的梅雨季，照片的右下角褪色得厉害。
“这是所有照片里最光明的一张，充满了伟大的希望。“
text | 无双
photo | 张志明
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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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今天武汉最魔幻的“真新闻”是？#